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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建國後文壇第一大冤案,這樁長達25年的冤案一度使數以千計的人入獄受審。 據統計,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一共涉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絕大部分人都作為“受胡風思想影響”予以解脫。正式定為“集團分子”的有78人。其中包括共產黨員32人。 這78人中“骨幹分子”23人,到1958年5月,予以撤銷職務、勞動教養、下放勞動等處理的共61人。
胡風的報告全麵否定了林默涵和何其芳文章的批評,申明他在若幹重要的文藝理論問題上的觀點,批評“解放以來”文藝工作上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並提出他的建議。同年年底,中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召開聯係擴大會,討論《紅樓夢》研究的問題並檢查《文藝報》的工作。胡風以為毛澤東和中央對《文藝報》和文藝界領導的批評,是他的“意見書”起了作用,認為全麵質疑、挑戰文學規範的時機已到,便在會議上兩次長篇發言,抨擊當時文藝界主持者。於是,此次本來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檢查《文藝報》的“錯誤”的會議,在快結束時,將鬥爭的風向轉向胡風。周揚在《我們必須戰鬥》(經毛澤東審閱)發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風問題單獨提出,並作出“為著保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著保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著發展科學事業和文學藝術事業”,“我們必須戰鬥”的號召。
不久,胡風的《意見書》便由中共中央交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處理。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宣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2月,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決定對胡風文藝思想進行全麵批判。主席團將胡風報告其中的二、四兩部分專印成冊,隨《文藝報》1955年第1、2期合刊附發,“在文藝界和《文藝報》讀者群眾中公開討論”。毛澤東也在此時的一份批示中,要求文藝界“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一場全國性質的批判運動全麵展開。大量報刊發表批判文章,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對胡風的三十萬言書進行逐一批判。不久,舒蕪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抨擊文章《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同時還交出了在40年代與胡風的私人通信。後來又“搜出”或要當事人交出他們的往來信件後,“性質”上升為“犯罪”。
同時,毛澤東親自審閱舒蕪交出的胡風給他的多封信件,立即指示中央宣傳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風反革命集團專案小組”,5月13日在《人民日報》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為名,公布這些信件,以後又陸續公布一些材料,並集結成書,由毛澤東親自作序出版,在全國開展清查“胡風集團”的運動,1955年5月13日至6月20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共三批)中出現了這樣的話:
“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給人以假象,而將真相隱蔽著。
胡風和胡風集團中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係,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幹著反革命勾當。
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有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複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
從5月18日到6月8日的20天中,《人民日報》每天在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版的篇幅,有時還擴印兩張共計12版的篇幅刊登表態聲討的文章、讀者來信和漫畫,版麵上安置《提高警惕 揭露胡風》的大標題。第三批材料公布後,連續一個月類似報導約占15個版麵,版麵大標題改為《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同時大量宣傳書籍甚至政治漫畫開始在全國範圍湧現,宣傳機器在全國開動。
官方主流媒體產生的宣傳影響是巨大的,文藝界人士也開始紛紛與胡風“劃清界限”,1955年5月26日《人民日報》所刊巴金《必須徹底打跨胡風反黨集團》成為頗具典型的一例,同時檢討會、座談會紛紛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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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在正定召開魯迅逝世紀念會,當時會上詩人艾青就不點名的批評胡風的文章風格。1951年起,一些人寫信給《文藝報》編輯部,要求再次批評胡風文藝思想。1952年初,《〈文藝報〉通訊員內部通報》陸續刊登了這些來信,從此拉開運動序幕。
1952年5月25日,胡風舊友舒蕪在《長江日報》發表檢討自我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52年6月8日,《人民日報》轉發並加編者按,在編者按(胡喬木撰寫)中,為“以胡風為首的”“文藝上的小集團”的錯誤性質,做出裁定:
“他們在文藝創作上,片麵地誇大主觀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謂生命力的擴張,而實際上否認了革命實踐和思想改造的意義。這是一種實際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
同年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了四次有胡風本人參加的胡風文藝思想座談會。中宣部寫給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報告中,對胡風的文藝思想的“主要錯誤”做了如下歸納:
抹煞世界觀和階級立場的作用,把舊現實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實際上就是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文藝來代替無產階級的文藝。 強調抽象的“主觀戰鬥精神”,否認小資產階級作家必須改造思想,改變立場,片麵地強調知識分子的作家是人民中的先進,而對於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則是非常輕視的。 崇拜西歐資產階級文藝,輕視民族文藝遺產。這完全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為了清除胡風和胡風類似的這些思想的影響,決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兩同誌寫文章進行公開的批評。……此後,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左翼文學權威力量對胡風等的異質思想進行係統清理的文章--《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於1953年年初,分別刊登在第2期和第3期的《文藝報》上。
當時作為中國文聯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的胡風為此不服,1954年3月至7月,胡風在其支持者的協助下,完成《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所謂“30萬言書”。以中國傳統文人“上書”的方式,在1954年7月22日“轉呈”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共四部分:
幾年來的經過簡況 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 事實舉例和關於黨性 作為參考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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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共和國第一個冤案,從1955年立案到1988年徹底平反,曆經33年,涉及2100人(據官方統計),持續時間之長、涉案人員之廣,震驚中外。上海被認為是胡風集團的一個重要據點。1955年任上海“胡風專案領導小組辦公室”審訊員的王文正親曆此案,在書中詳細披露了“胡風反黨集團”(後 稱“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由來,公安機關清查胡風案件的政策界限,“胡風分子”涉案並被批捕、審查的過程,以及“胡案”一波三折的平反過程。60年過去了,胡風及胡風事件仍值得我們去研究、去思考……
路翎的思考接通了當時胡風提出來的“精神奴役創傷”與“主觀戰鬥精神”這兩個命題。胡風是路翎一生最親密的導師和友人。
在《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裏麵》一文中,胡風談到“人民”這一概念時說:“他們底精神要求雖然伸向解放,但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或擴展著幾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創傷。”胡風認為,魯迅的阿Q之所以能成為典型,是因為他“滿身帶著精神奴役的創傷”。胡風對五四以來文學“改造國民靈魂”的啟蒙主義傳統是非常珍視並竭力主張發揚的。他多次強調魯迅的啟蒙文學思想,即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證明啟蒙任務沒有完成,文學“揭病”與“救治”的精神改造作用仍需強調和重視。胡風特別推崇寫這種病態的人物。因為他們身上有著精神奴役的創傷。通過寫這種病態的人物,呼籲個性解放,擺脫精神奴役。
所謂“主觀戰鬥精神”,一方麵是指,創作過程必須是作家本人和現實生活的肉搏過程,是作家本人用真實的愛憎去深入觀察並反映生活的過程,反對客觀主義和公式主義。另一方麵是指,作家要發揚主體性,要把個性解放的命題貫徹到文學創作中。
胡風曾說:“別人都說路翎的文藝創作,受我的文藝理論的影響,豈不知我的文藝理論,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藝創作的影響呢,正是從他的創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論觀點。” 到底是胡風的理論啟發了路翎的創作,還是路翎的創作啟發了胡風的理論?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是我們可以說,路翎的小說創作與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創傷”的理論是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的。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後,路翎出任南京軍事管製委員會文藝處創作組組長,7月寫出反映工人護廠鬥爭的劇本《人民萬歲》,11月完成《女工趙梅英》。1950年初調到北京任青年藝術劇院創作組副組長,但《人民萬歲》一再修改終未獲通過上演,而《女工趙梅英》也於5月遭致《文藝報》載文批評;1951年發表的劇本《英雄母親》、《祖國在前進》等也未得到公演機會,還不時遭到批評,被扣上“明目張膽地為資本家捧場的作品”的帽子。在此期間,還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朱桂花的故事》和《平原》。1952年9月,《文藝報》加編者按發表“七月派”著名作家舒蕪反戈一擊《致路翎的公開信》,直指路翎屬於“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在基本路線上是和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的文藝路線——毛澤東文藝方向背遭而馳的”。同年12月,路翎主動要求赴朝鮮前線體驗生活,1953年7月回國,9-10月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作協理事,此後發表了反映中國人民誌願軍生活的短篇小說《初雪》、《窪地上的“戰役”》等,得到大量讀者好評,卻繼續遭到中共作家的批判。1954年出版散文集《板門店前線散記》,5月起全國幾大報刊紛紛發表批評文章,針對《窪地上的“戰役”》中描寫誌願軍戰士談戀愛違反軍紀等,扣上“個人主義”、“溫情主義”、“悲觀主義”等帽子。對於的文藝創作一再遭致政治批判,胡風於1954年上半年撰寫《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後以“三十萬言書”著稱),路翎根據自己的經曆和體會也參與討論和提供意見。同年11月,路翎不滿於一些批評家“以政治結論和政治判決來代替創作上的討論”,又寫出四萬餘言的反批評文章《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批評?》,指出:“我的批評家們就充滿了‘左’的激情,他們在作品的任何詞句,任何形容詞裏都可以找出‘資產階級’以至‘反抗祖國’的罪名來。這種批評有危害性是很顯然的,它嚴重地摧殘著文學創作的生機。在這種批評麵前,文學作品非放棄它的豐富的生活形象來教育人的職能不可,非放棄它的文學的語言、表現內容的多樣的風格不可,文學作品的人物也不能按照他們的性格和具體感情來說話和思想,而非要說大家都說過的、報紙上在說著的話不可。”此文被《文藝報》作為反麵材料剛連載完畢,路翎便於1955年6月19日被當作“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抄家和逮捕。
在胡風冤案中,舒蕪是一個關鍵人物。舒蕪是路翎的好友。原名方管。桐城方家的後裔。曾經介紹路翎到中央政治大學圖書館工作,兩人一起談論哲學問題。《論主觀》就是路翎推薦給胡風的。但是,舒蕪在解放後發表《致路翎的公開信》,公開賣友求榮。後來又公開發表了胡風寫給自己的私人信件,使得胡風一案最後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案。
路翎本來還寫了一部長篇《戰爭,為了和平》。但未及發表,便於1955年6月被當作“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 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路翎無罪。街道幹部通知他平反的消息時,他正在低頭掃大街。他並沒有狂喜或痛苦,隻是點了點頭,繼續掃大街。第二天一大早,他仍舊挾著掃帚出外掃地。街道幹部把他拖回來,說:“你的處分已經撤消了,不要再掃街了。”路翎說:“還沒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呀,街道這麽髒,不能不掃幹淨的。”
這時路翎已經57歲,從32歲被關進監獄到57歲平反,人生創造力最強的時間就這樣白白消耗了。當年那個英俊的、智慧的、激情的路翎消失了,路翎的外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的路翎有著非常英俊的外表,他“精力充沛,體格健壯,擅長遊泳。看到他不禁使人想起羅丹的雕塑《巴爾紮克》”。聶紺弩曾說:路翎是個美男子。但是曾經大而明亮的眼睛變得空洞無神,曾經熱情洋溢的表情變得漠然憔悴。路翎的文學才能也差不多被消磨殆盡了。此後路翎曾逐步恢複了一些文學才能,重新發表了一些文學作品,但再也不是以前才華橫溢的路翎了。
1994年2月12日,這一天正是大年初三,路翎早晨起床穿好衣服,在客廳中突然摔倒,因腦溢血而遽然去世。
路翎是一個洋溢著藝術天才的作家。17歲就闖入文壇,寫短篇、寫長篇、寫中篇,寫劇本、寫批評,可惜的是正在攀登創作高峰時,卻被毀滅了。不過他的天才曾經閃光,就像一顆流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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